考古保护联合攻关三星堆


今朝揭面纱,又惊全天下。

自3月20日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以来,全网聚焦,八方来议,多面解读,热论如潮。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物保护全面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其成果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三星堆遗址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象牙等在内的500余件文物的出土,使得三星堆遗址冲上热搜,也使得文物的“考古”和“保护”热度空前。为此,就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护进行了思考,斗胆提几点浅陋的想法:


厘清概念 认知遗址和文物

文化遗址是反映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或遗址群。它真实见证了人类历史发展、自然环境演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文物是活的教科书,是人类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载体。它是引导通向古代灿烂文明的灯,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精神依托,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因此,遗址考古发掘和文物的科学研究、保护,起到了历史信息读取、文化深层次内涵解析和社会形态的系统反映等作用。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的科学研究、保护,为我们揭露了古蜀文明文化内涵,是我们了解了古蜀人衣、食、住、行、精神文化的重要遗址。遗址里出土的文物都是古蜀文化的载体:有最早用錾刻技术雕刻金杖;有古蜀人最高端穿着与搭配的青铜大立人;有古蜀饮食文化和农业发展的陶三足炊器、陶盉等;有体现古蜀人居住条件的青关山宫殿建筑;有体现当时的三星堆与南亚、东南亚商贸往来的象牙、海贝等;有展现古蜀人天地宇宙观的青铜神树和古蜀人图腾崇拜的玉璋、纵目等。可见,三星堆遗址文物的问世和文化内涵的揭示,离不开考古和考古学、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


参透关系 促进学科互融

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科学相互独立且各有特色。

首先,概念各异。一个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人文科学;另一个是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减缓文物腐蚀速度,同时揭示和展示其内涵价值的综合性学科。

其次,范畴不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遗迹和遗物。包括不可移动的房屋、村落、墓葬、石窟寺、石刻等遗迹,和可移动的石器、玉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文物保护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物本身和用于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文物保护科学需先了解文物本身的材料因素、所处的腐蚀环境因素、腐蚀程度、存在的病害类型,分析其腐蚀原因,才能“对症下药”,选择恰当的手段加以保护和修复。

最后,研究方法有别。考古学研究包括两类,一类是借用地质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提取研究资料的考古地层学;另一类是借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分类的原理,科学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出土遗物和遗迹的考古类型学。而文物保护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它包括研究文物的组成,材质的结构和性质,制作工艺,腐蚀原因与机理;文物保存环境对文物的影响;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的材料和技术。在腐蚀理论里,材料在环境的作用下发生了性能的改变,即称为该材料发生了腐蚀。减缓文物的腐蚀速度、最大限度地延长文物的寿命,是文物保护的最终目的。因此,从文物本身的性质出发,人为采取干预的保护修复措施,或通过控制文物保存和展示环境,降低环境因素破坏程度的方法都可以作为文物保护可行、有效的方法。

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又辩证统一,相互融合。面对自然灾害或盗掘的破坏,考古发掘需要做到保护先行,抢救文物。文物保护又服务于考古。文物保护工作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缓文物的腐蚀,为考古发掘争取宝贵的时间,还可以通过修复文物,帮助考古发掘提取珍贵的文物信息。

考古如事前未做好出土文物保护预案,时常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如长期深埋于地下、深藏于海中或暴露于地上的文物或遗址,在客观条件、发掘技术或保护水平受限的情况下,强行考古发掘或许会对其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在考古发掘前,需谨慎决策。

总之,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既相辅相成,又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为了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二者密切结合,贯彻始终,做到既获取人类社会遗留的历史信息,又极大限度地保护文物。而且要追随发展的脚步,不断跟踪现代科技发展前沿,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与理念,转化其他科技领域的技术,使二者互相沟通、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具体落实到三星堆遗址问题上,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考古及出土文物的保护也是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的。它是在前期发掘的基础上,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具备的情况下,对其深度挖掘和保护是既科学又理性的国家行为。它既是对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科学保护,又是对古蜀国文明的深度探源。它不仅可以生动地展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灿烂成就,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实证,还可以对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深入探究,更进一步建立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跟进政策 大力发展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文物事业的发展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要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近期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锚定了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明确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系统部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大工程项目。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文博领域的代表委员们纷纷就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如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加强文物科技创新及确保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后不失“原真性”等。

国家文物局对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一直非常重视,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同时,针对具体重大考古项目严密部署、紧抓落实。

可见,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要跟进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发展力度。三星堆遗址的考古与出土文物的保护是全面贯彻了国家有关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的工作方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的一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考古与保护理论,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宝贵的考古与现场保护经验,如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宋代南海I号沉船的考古发掘与现场保护等,同时结合三星堆遗址自身的特点和保存现状,结合地方保护实力和资源,开展到科学、有效的考古与出土文物的保护。


联合攻关 共融共赢

目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重视抢救第一,保护先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到达了新高度。四川省曾多次召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并建立了可移动保护实验室,集合了我国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优势资源,发挥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综合实力,在充分做好保护准备的前提下,联合攻关,互促互进,以实现三星堆遗址的科学考古,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

在考古发掘前需了解影响发掘现场文物保存状态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影响其腐蚀的两大因素——材料因素和环境因素。问诊把脉,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文物腐蚀的原因,揭示其腐蚀的机理。

考古发掘的文物种类繁多,主要分为容易糟朽的有机类和化学性质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无机类文物主要包括:金属器、陶瓷、石器等。这些物质的化学性质虽然相对稳定,在长期的埋藏环境中一般不会完全腐蚀,但是其腐蚀与否及其腐蚀程度也跟埋藏时间、埋藏的位置以及周围环境条件有关。如铁在埋藏环境下,由于周围影响介质的影响,会发生电化学腐蚀而导致腐蚀破坏,甚至完全矿化或消失。而包裹在凝结物里的铁器却因为隔绝了外界的腐蚀因素而得以保存。有机类文物主要包括木制品、织物、纸张等,其内含的有机高分子是各类微生物的养料,在埋藏环境中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应分清文物的材质,针对不同材质分析其腐蚀特点,了解其保存状况。

考古发掘现场环境主要涉及墓葬或遗址所处的地质条件、周围大环境条件和局部小环境等,而影响文物腐蚀的环境因素主要包含现场环境中的水分、氧气、酸碱度、盐类、温度、覆盖物、有机体等。各种有害因素的协同作用,导致文物不同程度的锈蚀、腐烂、变质甚至完全改变原来的化学、物理性质。在发掘过程中,环境的突变也会造成文物的变色、变质等腐蚀加剧现象,甚至由于提取时的人为因素导致不可逆转的损毁。因此,在文物考古发掘前,应全面分析其环境因素,找到影响其腐蚀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为控制文物的保存环境提供基础。

为有效分析文物的内涵,在考古发掘现场进行文物保护之前应先对文物取样。遵循对文物损伤最小化且有利于文物科学研究的原则。取样后采用现代科学的勘测技术、断代技术、分析鉴定技术等对文物的成分、原料及其来源、制作工艺、年代等进行考察、测定和分析。例如:用DNA分析动物和古人类,用质谱分析测定古人遗骨的元素和同位素,用光学显微镜分析鉴定木材,用X射线照相技术探查文物保护修复痕迹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被应用于对大量考古信息储存、分析和运算,结合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活动及环境演变进行模拟研究。

为了有效地保护文物,需要首先探知文物在材料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腐蚀的原因,揭示其腐蚀机理。需要对文物的材质、文物存在的病害、文物腐蚀的程度进行科学分析。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形貌分析、化学成分和物理参数的分析方法等。如对金属的腐蚀分析,可以通过金相分析了解金属本体的金相组织、腐蚀特征等,采用扫描电镜观察腐蚀产物的微观形貌,结合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以及拉曼光谱分析等确定腐蚀产物的化学组成。另外,还需要用科学的手段监测和检测环境中的影响因素。

在前期分析的基础上,抓住问题的关键,考古和保护联动,一同制定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设计考古和保护技术路线,形成周密详尽的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方案。组建一支具有宽阔的知识面、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的考古与文物保护科技团队。

在控制环境的基础上开始考古发掘。营造一个适合文物保护的小环境,尽量使它与外界的大环境隔离,做到避光、除氧,控制温、湿度和减少大气污染物,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文物在发掘前后的环境差异。

考古发掘现场提取文物时,考古队员与现场文物保护技术人员要依据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方案,结合现场临时突发情况,应急处理。最基本的提取原则是:应清理文物周围的土质到可以安全取出文物的程度,防止操作过当导致文物提取失败或文物的损坏。对于一些保存状况较差、比较酥脆且提取难度较大的文物,考古队员应与现场保护人员充分沟通,一起协商制定提取方案。且应慎重选择保护材料和提取方法,对文物预加固后再行提取。现场保护负责人要与考古领队及时对接工作进展,使得考古保护联动,共同攻关、共融共赢。


科技创新 共谋发展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要继承传统,不断创新。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过程中应将新材料和新设备的研发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相结合,解决考古发掘和现场保护的关键问题和技术难点,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

应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考古和保护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结合现场保护实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提倡保护人员针对文物的材质类型、体量设计现场提取设施和设备。应积极引进国内外最新的材料和技术,并推广到考古和现场保护,如采用3D激光扫描技术在采集考古信息的同时,为文物保护的3D打印提供基础,实现资料共享等。

为了将考古与现场保护的成就传播开来,需通过学术交流和媒体宣传,与国内外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相对接,不断跟进国际先进技术的研究进展,提高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的科学水平,在实践中实现考古学、文物保护科学及其他多学科的融合。 

总之,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近期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重点工作,要科学考古,有效发掘,及时保护、针对要害,对症下药。考古与保护要联合攻关、互促互进、积极开拓、勇于创新,努力打造考古与保护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在提升我国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科学水平的同时,争取更重大的突破,实现新时代考古与文物保护的互促互进、共融共赢。

来源: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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