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在中国古人的概念中，美石为玉。和田玉自商代进入中原后，便以温润内敛的气质赢得古人的青睐，逐步成为用玉的主流。以色而论，和田玉有白、青、黄、墨、碧之分，青与白之间过渡为青白色。

        中国古代玉器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史前时期以玉礼神，两周时期比德于玉，汉代人相信玉的超凡灵性，唐代以降，玉器更多地进入世俗生活，体现着不同时期的人们的审美情趣。

        清代中期，由于乾隆皇帝对玉器的爱好和大力推崇，玉器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玉器既继承传统，又追求创新，既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又积极吸纳外来因素，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历代玉器中，清代玉器占多数。对它们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不仅有利于对馆藏玉器的整体认识，发挥它们的最大社会效益，而且有利于为玉器研究者、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可资比对的实物资料。本文即是对馆藏清代玉器的一个概述，由此读者可以对馆藏玉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含蓄的奢华

        以玉制作的饮食器，与张扬的金银器不同，它们以内敛的天性含蓄地表达了皇室与贵族不同凡响的尊贵。自唐代开始，玉制饮食器便成为体面生活的象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层社会天天使用玉制饮食器，玉制饮食器只有特殊的场合才拿出来使用。

以玉碗进食，以玉杯畅饮，除了视觉上的愉悦感，也体现了对财富地炫耀。玉料充足的清代，有更多的理由利用优质的玉料制作吃饭的碗、盘、碟，茗茶和饮酒的杯、盏和壶之类。

馆藏清代玉碗有圆腹与八棱形腹的区别，皆以翡翠制作，给人以沉稳大气之感。圆腹翡翠碗为一对，大小稍有差别，敞口、圈足，用料泛青灰；八棱形翡翠碗腹之外部打磨出凸起的八条棱，俯视若盛开的花朵，用料呈现出紫罗兰的颜色；

（图一）

（图2）

玉杯有耳杯、单柄杯、斗杯等区别，造型颇具古意。耳杯所用之玉为黄玉，色如蒸栗，油脂光泽，形制仿自汉代的同类漆器，非常珍贵（图三）；单柄杯以夔龙为柄，杯体敞口、曲腹、圈足，以阳线刻卷云纹，杯之亮点自然是攀附于杯侧的夔龙，它口略张，弓背翘尾，似在窥视杯中美酒，神态自然生动（图四）。

（图三）

（图四）

此外，馆藏品中还有青玉攒盘两套。从质地看，清代以瓷质攒盘更为多见，玉质者为攒盘中的珍品。这两套攒盘在用材、造型和配盒方面完全相同，皆由一个圆盘和八个扇形盘组成，盘皆有矮圈足，配装于木胎识文描金八宝纹漆盒内。它们莹润的玉质，纯正的色泽，考究的做工，体现出非凡的气质（图五）。

（图五）

二、诗意的欣赏

用玉凝固自然界的生灵或美妙的瞬间是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梦想，自然界有花开花落、生生死死，而温润的玉可以成就永恒。人与动物题材的玉器虽发端久远，但多为小件佩饰，直至清代，才得以用大块的美玉制作，成为富贵人家案上的优雅摆设。

爱玉的乾隆皇帝，不仅管理着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还醉心于对玉器艺术风格的倡导，以宋元绘画为蓝本，创作绘画般感觉的玉器，是他对清代玉器的最大贡献之一，由此，宋元以来的玉图画，以蓬勃之势在清代开出了灿烂之花。

清代的玉摆件是那个时代玉器群的大宗。馆藏品中的此类玉器也占有一定数量，青白玉雕牧童戏牛就是其中的上品。观之，牛角弯曲，三腿跪卧，一前腿半支起，头侧向，目视前方；童子趴在牛背上，右手抓着牛角，左手拿笛并拢住缰绳，抬头向前看（图六）。源于生活的质朴造型，让人感受到安居乐业的温馨氛围。白玉岁岁平安摆件取自鹌鹑的造型，两只鹌鹑口衔谷穗之茎相依而卧，谷穗垂在鹌鹑身旁，谷穗侧旁雕两只苹果，谐音“岁岁平安”（图七）。栩栩如生的造型，吉祥美好的寓意，是这些玉摆件的一个突出特征。

（图六）

（图七）

清代的玉图画作品当以玉山子为最。山形玉器带给观者的是宁静，是旷远，是历代文人醉心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情怀。玉山子的雕琢往往因材施艺，随玉料的形状用不同的技法雕琢出山峰、林木、流水、花草、人物、动物等景观。馆藏品的几件清代玉山子所呈现的画面各具特色。白玉山水人物纹山子整体若山峰林立，一面是山水人物，有远处的苍松挺秀，亭台飞檐，有近处的潺潺溪水，老人童子；另一面则以皮色示霜染的山林，山坡上雌鹿静卧回首，雄鹿站立前望，暗示出长寿福禄的美好含义（图八）。青白玉山水山子整体比较圆浑，两面以多层浮雕技法雕琢出马儿嬉戏、双鹿安祥的景象（图九）。

（图八）

（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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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意的追求

始兴于宋的金石学，在清代达到鼎盛。金石学的研究唤起了当时人们对更古老器物的兴趣，成为仿古器制作的基石。宋以来的仿古玉，以独特的风格逐步壮大着自己在玉器群中的力量。清帝乾隆的大力提倡，使清代玉器中的仿古情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浓厚。原本偏居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也在对商周青铜器追摹中，释放了回归正统的情怀。

（图十）

馆藏品中的仿古玉器有凤驮瓶、戏狮人物纹瓶、双螭纹扁壶、豆、蟠龙纹觚、匜和狮钮活环香炉等，其中的尊、觚、匜、香炉等器的古风最浓。青白玉凤驮瓶为直口长颈瓶，颈两侧对称置双耳衔扭丝纹活环，颈部以剔地阳起和阴线刻手法饰相向蝉纹，中间夹涡纹条带。瓶腹做成凤形，凤昂头翘尾，翅膀回卷至器底之下，凤之双足为器足（图十）。青白玉蟠龙纹觚的中部外鼓，上面浮雕兽面纹，觚的一侧镂雕一龙，作攀爬状，龙首高昂，另一侧有一圆珠，珠下高浮雕一螭，应为龙螭共同戏珠纹（图十一）。青白玉匜的整体呈椭圆形，口沿外侈，弧腹，圈足，足上起两道凸棱。口沿及腹下部各阴刻一圈回纹，其间剔地阳起密集的卷云纹。方折夔龙鋬，鋬上阴线刻兽面纹（图十二）。

（图十）

（图十一）

清代的仿古彝器主要制作于乾隆、嘉庆时期，又以乾隆时期的作品为多，虽为仿古，但造型与纹饰或多或少都带有时代的气息。

四、雅致的文玩

古代的书斋，既是文人挥毫、读书之地，也是他们静思修身之所。比德于玉的古训，是玉器进入书斋的精神前提，反过来，书斋里的文玩对玉的凝重与深沉也做了最透彻的阐释。

古代玉器的发展，见证了某些玉器功能的演变，玉带钩便是一例。伴随服饰的代代更替，带钩也从束带变为玩赏之物，并留下追古怀思的印记。

（图十二）

文玩类玉器主要围绕文房四宝展开，是为了保护和美化它们。玉质文玩包括墨床、镇纸、笔搁、笔筒、笔洗、水注、水丞、臂搁、印盒等。馆藏品中的玉文玩种类并不齐全，综而观之，有玉洗子、玉镇、玉墨床、玉臂搁之类。青玉龙纹洗整体扁圆，敛口，鼓腹，圜底，器壁很薄。腹部以阴线刻加描黑技法饰二龙戏珠纹，龙张口露齿，长须有胡，双角向斜后方伸，发后飘纷披，四爪。底部有阴文“乾隆年制”四字，楷体（图十三）。

（图十三）

白玉双羊镇圆雕成两只相依而卧的羊，大羊弯角，上饰扭丝纹，随形向后弯曲，大耳下垂，有胡，下额抵小羊的额头，充满母爱；小羊前视，小耳下垂，弯角亦饰扭丝纹，温顺乖巧。羊背部、腿部和两羊之间均浅浮雕云纹（图十四）。

(图十四）

两只羊形神兼备，寓意吉祥，抛光细腻，云纹的装饰为写实的题材增添几许浪漫色彩。白玉竹节纹臂搁呈片状，两侧内卷，整体若剖开的竹筒。正面两端雕竹节纹和乳丁纹，正中浅浮雕部分竹干和竹叶。背面竹节浮雕三道阳棱，并阴刻篆书“乾隆年制”（图十五）。

（图十五）

白玉松纹墨床为嵌玉墨床，案形木底座，白玉床面，床面上浅浮雕松树纹。松树的主干苍劲有力，自左向右倾斜，松针攒簇，缀于枝桠之上（图十六）。此器构思巧妙，以长方形玉料为画纸，纹饰截取松树局部加以表现，颇有中国画的意味。

（图十六）

玉带钩在馆藏清代玉器中所占数量较多。这种源于系带用的实用玉器，至明代已逐渐退出了实用器的行列，成为文人把玩之器，或也作为文房用品中裁纸刀的器柄。以造型而论，清代玉带钩有螭龙纹带钩、兽首纹带钩之别。螭龙纹带钩的钩首为龙首，钩腹高浮雕、透雕一螭，龙首与螭首的距离很近，白玉螭纹带钩（图十七）；兽首带钩的腹部光素，不加装饰，仅把钩首做成龙首、马首甚至是鸟首的形状（图十八）。

（图十七）

（图十八）

五、玲珑的佩饰

玉佩饰，大多悬挂于身，愉悦于人，也有些坠饰是装饰其它器物的。八千年的用玉史，以玉佩饰为先声，以玉佩饰为大宗，凝聚了中国人绵延不断的爱玉之情。

清代的玉佩饰，集古人佩玉之大成，题材十分广泛，既有对自然的关注，也有对历史的追思，既继承汉民族的吉祥文化，又闪烁着满族人独特的灵光。

玉佩饰的装饰部位有头发、颈部、腰部和躯体其它部位之别，从而形成了玉发饰、玉串饰、玉指饰、玉带饰和玉身饰等不同造型与功能的玉器。

头部饰玉在男人和女人有所不同，唐以后，妇女的玉头饰出现过发簪、钗、梳、山提嵌玉、步摇嵌玉等，清代出现扁方。男人的头部嵌玉有冠、帽正、簪导等。馆藏清代玉器中有扁方、簪、梳之类。玉质扁方或光素无纹，或雕有纹饰。光素的纯洁无瑕（图十九），饰纹的玲珑华美（图二十）。玉簪的装饰风格也有所不同，或透雕花纹（图二十一），或镶嵌宝石（图二十二）。

清代的玉指饰以搬指为多见。搬指原本是射箭时套在拇指上的东西，后来转化成装饰这种转化，是一个民族尚武习俗的一种传承。搬指在清代大量制作，非常盛行。馆藏清代玉搬指数量也较多，既有素面的，也有饰纹，质地以白色细腻的和田玉为主，特别是一些带美丽皮子的籽料，其次是碧玉。此外，还有以玛瑙、琥珀制作的搬指。装饰技法也多种多样。白玉梅花纹搬以剔地阳起并结合阴线刻的技法进行装饰，纹饰主题是折枝梅，梅树的枝干自下而上斜出，枝上梅绽放三四朵，更有苦干花苞待放。折枝梅以外，留白不饰，给人一种清雅之感，构图显然以画入玉（图二十三）。白玉“乾隆年制”扳指的装饰风格繁缛细密，外壁上下留窄边，中间大面积剔地阳起饰主纹：四个八角形开光，每个开光内阴线刻篆书一字，连起来便是“乾隆年制”四字；各字之间为迦楼罗伏龙图案，充满佛教意味。地纹为阴线刻回纹，繁缛细密。开光内饰纹疏朗，开光外纹饰细密，亦疏亦密的布局，体现了精心的设计布局（图二十四）。白玉海水红日纹搬指则巧妙地运用俏色工艺进行装饰，外璧利用皮色浮雕出一轮红日，红日跃海而出，连天上的云朵也染成了红色，旭日东升，朝气蓬勃（图二十五）。

除了上述玉饰件，还有一些佩戴于身的玉件，继承的是古之君子必佩玉的传统，但更多的是装饰意味，而不是道德约束。造型不一而足，或仿生，或呈几何之形，可谓变化多样。比如，白玉透雕鹦鹉纹佩做成一个玉牌状，整体透雕出花鸟纹。所用玉料温润细腻，油润光泽。佩的顶部镂雕蝙蝠纹，蝙蝠头朝下，双眼凸出，呈展翅飞翔状，中间有穿。佩身做成竹节状，镂雕鹦鹉和花卉纹。鹦鹉站姿，张口，扭身，四周为花卉纹（图二十六）。白玉大吉葫芦形佩的用料也颇佳，顶部镂空透雕对称的藤蔓，两面正中琢阳文“大吉”二字，字体方正丰厚，圆融浑劲，匀称适中，颇有代表大篆向小篆过渡的石鼓文之风。葫芦多子，常作为子孙绵延的吉祥题材。白玉佛手纹佩的做成钟的形状。顶部变形成花朵样儿，椭圆形花心，阴线刻脉纹，减地法琢花朵边缘，中上部有一穿。佩下部一面浮雕折枝带叶的佛手纹，“佛指”长短有别，展卷相依，下承横向折枝，上接几片叶子；另一面阳文篆书“蒿提正指”四字。佛手原产印度，故人们把它与佛联系起来，因“佛”与“福”谐音，成为吉祥纹样。

六、异域的风情

    清代玉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痕都斯坦玉器，简称痕玉。痕玉是乾隆皇帝对17—18世纪位于今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蒙兀儿帝国和土耳其鄂图曼帝国生产玉器的称呼。它们作为西域的贡品，珍藏在清宫之中，受到乾隆皇帝的盛赞。

    痕玉轻薄秀巧，有的形如盛开的花朵，有的状如回首的小羊，在自然界中寻找造型与装饰的元素成为它最大的亮点，繁复的纹样饱含雍容之气，错金嵌宝石更增添了它的华贵。

     由于皇家的喜好，直接输入的痕玉无法满足需求，中国玉工便开始仿制痕玉，痕玉的仿品往往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工艺特点，从而造就了中西和璧式的玉器风格。

    馆藏品中痕玉风格的玉器不多，包括青玉剑柄、白玉羊首杯等。青玉剑柄的尾部顶部圆雕一球状花蕾，上面用阴线刻出花瓣；剑柄的另一端做成菱角形，上面浮雕花卉纹；剑柄中部若瓶状，外表光素圆滑；剑柄一侧引出一花茎作护手，茎端雕一花蕾连着剑柄尾部（图二十七）。白玉羊首杯近似椭圆形，一侧圆雕回望的羊首，杯身及足雕成花瓣式。这件杯造型新颖别致，琢工精细规整，玉料纯净润泽，非常珍贵（图二十八）。虽均为痕玉风格，但这两件玉器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可能自西域传来，是纯正的痕都斯坦玉器；后者系汉地玉工仿制的痕玉，兼有西域与汉地融合的色彩。

综而观之，有清一代，历267年，其中期约40年的时间，是中国琢玉史上的高潮。继承与创新兼有，仿古与时作兼融，构成了清代玉器的时代特色。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辉煌的成就，并将永远闪烁着艺术之光。北京艺术博物馆藏的清代玉器作为这个时代一器的一个缩影，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