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

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


前言 

文房,原指南北朝时期官府掌管文书档案的地方。唐以后,文人的书房雅称“文房”。文房是文人寒窗苦读、著书立说、燕闲清赏、雅集畅叙之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文房器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紧密相伴。明清时期,伴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文房器具日臻完备,经历了一个专门化、多样化、精致化和艺术化的过程。除人们熟知的笔墨纸砚外,还包括辅助文具以及文房陈设之器,它们或效法古物,或取意自然,充满了“雅韵”与“趣味”,文人心中的山水清泉、家国情怀皆藏于其中。

本展览遴选馆藏明清时期文房雅器二百余件,从不同层面展示其材质、工艺、装饰之美,带您品味古代文人的雅致生活和恬静风雅的艺术趣味,领略古代传统技艺及工匠精神,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第一部分 文房雅好——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书工具,素有“文房四友”“文房四宝”之称。文房四宝的产生、发展是科技、工艺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它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工具,为日常书写及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宋元之后,“四宝”中以湖笔、徽墨、宣纸和端砚最负盛名。

明清时期,文房四宝的制作发展至鼎峰,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和时代风格。笔、墨、纸、砚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成为融汇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艺术品。一块石砚,一盒黑墨,一方宣纸,一管毛笔,写出了文人悠远的情愫和精神气韵,成为他们寄托情感、隐喻仕途的方式。谓“笔砚精良,人生一乐”。

 

第一单元 飞文染翰

毛笔,作为主要的书写、绘画工具,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人将笔誉为“天地之伟器”,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

明清时期,毛笔的制作十分考究,以尖、齐、圆、健为四德,外形精致多样,注重欣赏性。笔的形制富于变化,除传统管笔外,还出现了适宜写大字的提笔(斗笔)、抓笔等。笔毫与笔管制作最为讲究,笔毫包括羊毫、紫毫、狼毫、兼毫等;笔管或由玉、象牙等珍贵材质制作,或采用描绘、雕刻等技法进行装饰,各具特色。文人选用适宜的毛笔,通过可柔可刚、可润可枯的线条创作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的作品。

 

 

明 剔犀毛笔管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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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管为剔犀工艺,通体雕云纹,以黑漆为面漆,中间髹红漆五道。笔管造型规整,漆质精良,色泽沉稳。


 

清 紫漆描金云龙纹管鬃毫抓笔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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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管短粗,束腰,笔斗丰圆,制作精良。笔管紫漆,饰有描金云龙纹,并衬以缠枝花卉纹。此笔制作精工,锋毫挺健。


第二单元 一点如漆

墨,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书写工具。宋代以后,墨逐渐从实用品向艺术品转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将墨戏称为“松滋侯”。

明清时期,制墨业空前繁荣,宫廷和地方均有制墨,特别是徽墨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徽州墨作多集中在歙县和休宁,并由此形成了歙派和休宁派。清代徽墨制作达到鼎峰,更注重玩赏和收藏。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并称为清代四大墨家,所制墨品纹饰精细、造型别致、质地坚莹,备受推崇。文人重墨,尚雅求逸,中国书画悠长高远的意境也正是借助“墨”这一特殊材质,才得以实现。

 

 

清 汪节庵集锦墨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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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八锭,尺寸各异,有长方形、扁圆柱形等,合装于黑漆盒中。套墨中包括仙露明珠墨、汉瓦墨、其德比玉墨、黄海松心墨、旃蒙大渊献墨、古龙香剂墨、寿墨、兰皋仿古墨。

汪节庵(1736-1820),名宣礼,字蓉坞,安徽歙县人。墨肆“函璞斋”,清代四大墨家之一,善制集锦墨。

康绍镛(1770-1834),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此墨制于嘉庆二十年(1815),正值康绍镛任安徽布政使期间向汪节庵定制。

 

 

清 吴天章峄山桐墨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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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形。琴身饰有描金蓝彩芙蓉花卉纹琴套,绿绦系带。琴背阴文楷书填绿“峄山桐”。墨侧钤“天章”印。峄山桐典出《尚书·禹贡》,峄山孤桐是绝佳的琴材,用它做的古琴弹奏时如同金钟石磬般清脆。

此墨属吴天章龙宾十友墨集锦墨之一,小巧华贵,更取峄山孤桐为典平添雅趣。吴天章,名倬,号闇然室主人,清初徽州休宁派的制墨高手,尤其擅长制作集锦墨。

 

第三单元:文亩千年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晋代傅咸在《纸赋》中赞誉纸“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经过千年的发展,明清时期宣纸的品种和产量都达到鼎盛,书画用纸加工技术臻于成熟,染色、加蜡、砑光、描金、洒金银和加矾胶等各种加工技法广泛应用,还出现特为宫廷专造之质量极佳的贡纸。一些精美的纸笺本身就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文人在这些色彩雅丽、加工精细的纸笺上挥毫泼墨,抒情写意,跨越时空。


 

清 磁青纸:沈守谦书《滕王阁序》扇面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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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为沈守谦书滕王阁序扇面,是书画扇面集册中的第八开。在磁青纸上书写泥金小楷书法,内容为唐王勃《滕王阁序》,后署款“壬寅仲春上澣书滕王阁序于袁江,地山太世叔大人正腕。守谦沈学诗”,后钤朱文印二枚“守”“谦”。沈守谦,清末民初吴县(今苏州)人,祖籍浙江海盐。字思补,号退庵。沈炳垣之子,沈祖棻祖父。据其兄沈守廉《自题三希图》可知沈守谦生于1845年。荫生。清同治元年(1862)以七品京官任用。历任中书科中书、实录馆详校官、安徽池太同知、署池州知府等,精于书法。

 

 

清 描金冰梅蜡笺:王文治书法片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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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用纸为描金冰梅蜡笺。内容为王文治乙卯年所作五言律诗《秋溪诗思图,为陈秋崖作,秋崖东浦同年之子也》“家声清似水,诗意淡如秋。桥接夕阳渡,溪通黄叶流。耽书尝避客,得句胜封侯。欲遂名山愿,图中且卧游。”后落款“秋溪诗思图,为陈秋崖作。秋崖东浦同年之子也。乙卯秋日,梦楼王文治。”后钤朱文方印“文章太守”。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南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高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清代文学家、书法家,书法与刘墉齐名。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与喜用浓墨的刘墉形成鲜明对照。


第四单元:清润粹德

砚是中国传统的研墨工具。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爱砚,并将其人格化,赋予美好的品德,砚之德即人之品。

明清时期,砚的材质十分丰富,以端石、歙石、洮河石、红丝石、松花石等石砚为主,兼有陶、瓷、砖瓦、漆砂、澄泥、玉等材质,蔚为大观。文人赏砚、刻砚、藏砚之风盛行,注重造型、铭文及装饰纹样,雕刻精巧雅致,颇具品味和文化内涵。文人以砚为田,与砚为友,将砚从平凡的研墨器物上升至有思想、灵性之物,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情怀。


 

清 鹅纹歙砚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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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形。砚面仿生琢成一鹅,曲颈回首处浅挖巧作砚池,双翅合于身体两侧,背作砚堂。石质坚密,因材施艺,自然天成。 


清 葵生款漆砂砚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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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为薄胎漆砂制,椭圆形,体轻而薄。砚盒通体髹黑漆,盒盖面采用百宝嵌工艺,以孔雀石、玛瑙、珊瑚、螺钿等嵌出万寿菊、枸杞,寓意“杞菊延年”。画面清新简洁,富有生趣。选料、制作均极其精细。外底中心有红漆篆书“葵生”印。

卢葵生,名栋,江苏扬州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髹漆工艺匠师,精于百宝嵌之艺,擅制漆砂砚。


第二部分 文房雅玩——辅助文具

伴随着笔、墨、纸、砚漫长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关的具有辅助功能的文房器具陆续出现,并逐渐被视为不可或缺之物。明代屠隆在《考槃馀事》中记载的四十五种文房器具中就包括笔格、笔床、笔筒、笔洗、水丞、水注、印章、镇纸、裁刀等辅助文具。

明清时期,文房中的辅助文具各成体系,分工精细,制作讲究。竹木的清新高雅、金银的雍容华贵、珐琅的华丽多彩、玉的典雅温润和铜的古朴沉着,各领风姿。制作上精益求精,造型、色彩、纹饰等方面更是非前代所及。小巧精致的辅助文具在实用之余,发展成为文人雅玩之器,与文房四宝共同营造出一个可拓展的意韵空间。


第一单元 四宝之友

明清时期,围绕笔、墨、纸、砚,每一类都衍生出若干辅助用具,品类繁多。辅之于笔的有置笔用的笔筒、笔架、笔插、笔匣等,浣笔用的笔洗,匀笔用的笔掭;辅之于墨的有置墨的墨盒、墨床;辅之于纸的有压纸用的镇纸,垫臂、防污纸的臂搁,裁纸用的裁刀;辅之于砚的有贮水、注水用的水盂、砚滴、水注,置放砚后的砚屏等。它们在文房的书案、格架之上各居其位,小巧器物呈现大雅之美。


 

明 仿哥釉玲珑石形笔架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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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为玲珑石形,造型古拙,起线圆润,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通体施仿哥釉,釉色青灰。釉面肥厚莹润,满布开片纹,纹理交织,错落有致。


明 青花山水人物纹笔筒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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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为圆筒形,平砂底。外口沿和近足处装饰暗刻花纹。器身绘青花山水人物纹,通景描绘了一幅山间行旅图。


第二单元 方寸之间

宋元以后,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趋完善,文人在书画、信札、典籍上多喜钤印。明代中叶,篆刻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文彭、何震取青田石治印,开创文人治印先河,掀起篆刻艺术的热潮。清代篆刻,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更大的发展,成为专门之学。石质印章成为主流,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和巴林石并称为“中国四大印石”,此外还有玉、水晶、竹、象牙等印材。文人将篆刻作为一种雅逸文化,以刀代笔,方寸之间展现自我精神世界。

印泥盒,又称印台、印色池、印奁等,是盛放印泥的文房用具。一般体积较小,多为扁圆形。


明 何震款青田石印章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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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石质。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石质脆软相宜,是篆刻艺术的理想印材。此印章风格质朴,印文为“竹烟新月”,边款:“友赠是石于江左,偶作于荷香亭中,时戊辰夏四月也。何震”。

何震(1522-1604),明代篆刻家,字长卿,号雪渔。与文彭独树一帜,精研六书,矫正时弊,实现书法与刀法的统一。篆刻作品纯朴,遒劲。著有《学古篇》《印选》等。


明 剔犀印泥盒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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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盖、底隆起,子母口。双面雕,黑面剔犀,中间雕菱形,向四方伸展形成“卍”字纹。整体光洁圆润,刀口匀称,显现红黑线条相错之美。

剔犀,雕漆品种之一。其工艺是用二色或三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髹涂,至一定厚度,再雕刻花纹,刀刻花纹的侧面露出不同色漆的纹理。

 

第三部分 文房雅尚——文房陈设

书房是一个充满思想艺术与灵魂的所在,盛装着文人的风骨与雅意。文人以雅为尚,书房中读书抚琴,吟诗绘画,焚香品茗,这是他们宁静自得、内省慎远、返璞归真的精神空间。

室庐规矩、古朴纯净;花木生动、和谐有趣;书画章法错落有致;几榻合规有度;器具有形有式,位置合适固定。文房陈设之美,是一种文化韵味,主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决定了闲赏之物的品味。借物调心,三两好友在兼具知性与美感的环境中,观古物、品雅器,置身于闲适之中,清心明志,乐而忘忧。


第一单元 崇古之风

文人崇古、尚古之风始于宋代,他们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以好古来增加文房意趣。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曰“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提倡复古。清乾隆时期的崇古、尚古风尚更为盛行,由梁诗正等人奉命将内府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仿效《宣和博古图》体例荟辑成编的《西清四鉴》,对后世影响颇大。

文人雅士通过古物共情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文化情怀,虽身居当下,心却与古相通。


 

清 粉彩莲托八宝纹鼎式炉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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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炉为仿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盘口,方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腹下承三个兽蹄形足,肩部对称置双耳。造型敦厚,制作精湛,风格凝重,为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制式。通体以松石绿釉为地,外腹壁绘粉彩描金莲托八宝纹,图案布局严谨,构图饱满,色彩丰富,显得富丽堂皇。口沿外侧绘粉彩描金回纹一周,中间长方栏内书金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单行篆书横款。


 

清 青玉匜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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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整体造型仿青铜匜,口沿及腹下部阴刻一圈回纹,腹部雕卷云纹,匜后部方折鋬上阴刻兽面纹。 

 

第二单元 怡情闲物--文房陈设

北宋画家郭熙《林泉高致》中说“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书房之内,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看似“闲物”,却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

琴棋书画、诗香茶花,为文人的书房增加了乐趣和灵性。古人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观物赏景,终致物我两忘。


 

清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炉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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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呈筒式,三足,平底。通体以蓝色珐琅为地,以红、黄、绿、宝蓝、白、黑等色为纹。腹部饰缠枝莲花纹,口沿下及底部边缘处绘一周蓝色如意云纹。外底刻楷书“乾隆年制”四字横款,款下阴刻“念”字。三足呈如意形。口沿、底沿及三足皆镀金。造型庄重,质地细腻,色彩纯正。


清 紫檀镂雕“爵禄封侯”香筒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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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镶口,中间圆形镂空。上下两端雕刻回纹,中间镂雕梅花、喜鹊、鹿、猴等纹饰,寓意“爵禄封侯”。此器雕刻细腻,纹饰生动,独具匠心。

《竹人绩录》中记载香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长七八寸者,用木作底盖,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各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

 

结语

中国文人始终坚持着“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文房之中,既有笔墨纸砚之香,又有琴棋书画之韵,正是涵养其情怀之处,宁静无言。

文可载道,器亦可载道,中国传统造物讲究通过“物”传达趣味和意境。文房器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信息,也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格调与精神。

明清时期的文房器具品类繁多,造型别致,工艺奇特,以“用”为始,最终发展成为用赏兼备的艺术品,体现着厚重的文化积淀。今天,我们希望您在欣赏精雅的文房器具之余,观照古今,达趣通雅,添一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