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品

在清代乾、嘉两朝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收录了当时内府所藏历代书画作品达数万件之多。其中也有不少乾隆皇帝亲绘的应景画，以“岁朝图”这一画题较为多见。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自乾隆二十六年（1755）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每年至少绘制一二幅，从未间断。统观乾隆所绘“岁朝图”，以纯粹祥瑞寓意、喜迎春节者居多，而能够表现作者内心感悟的作品数量极少，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这件《岁朝图》即为后者。通过乾隆皇帝在画面上的题诗不难看出，他虽雄视寰宇却满怀着对母亲的感恩和对亡妻的哀思。这类作品不仅因其数量稀少，更可贵的是它能够以图证史，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应该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岁朝”旨趣，迎春祈福

 “岁朝图”这一绘画题材自宋代出现以来，深受宫廷与民间的喜爱，在徽宗一朝尤为流行。从一开始，“岁朝图”便多用写生画法，形象逼真。所绘内容常以冬季不易看到的花卉、树木等，以示春天即将来临。岁朝即岁旦，表示新年伊始，虽作喜迎春节、祈讨吉利之用，但其得名顾名思义是在强调时间的概念。遍观这一画题的描绘内容大致有钟馗、蝙蝠、山羊、如意、葫芦、梅花、百合、山茶、菖蒲、柿子、竹枝、柏树、水仙、芙蓉、万年青、兰花、湖石等物象，可谓人物、动物、静物都有涉略。由于其艺术创作的目的在于迎春讨彩，故而与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山水、花鸟诸画种并不相同。

以乾隆所绘钟馗形象的“岁朝图”为例，可以清楚地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岁朝图”创作的旨趣。这类作品多为当时最流行的“钟馗迎福、驱魅”（《长物志》“悬画月令”）图式。其内容与形式较为多样：有的是以手持如意的钟馗形象，附上小鬼高举盛有柏枝和柿子的托盘，组成“百事如意”的吉祥寓意；有的是以钟馗、红蝙蝠等形象组成画面，以示驱魅、祈福之意。如乾隆乙亥（1755）岁旦所绘题为《喜报春信》的“岁朝图”中，画的是一个头插梅花的钟馗形象，秉笏而立，抬头望向天空中的红蝙蝠。在这幅画中乾隆皇帝以钟馗表达驱魅、辟邪之意；以钟馗头上斜插的梅花来暗示作画的时间；以红蝙蝠来寓意洪福之意。此作品虽然在艺术表现上并无特别称道之处，但画中的钟馗、红蝙蝠等构图元素均寄寓了吉祥之意，创作的目的业已达到。加之画面上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词：“乙亥立春日，仿唐寅法，于长春书屋”可知，作者为了讨个“福寿长春”的吉利，特意在长春书屋画了这幅画。从“岁朝图”的创作初衷来说，这幅《喜报春信》图可谓十分切题。

二、寄情“岁朝”，恭颂母德

与乾隆皇帝所绘上述一般意义上的“岁朝图”不同，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御笔《岁朝图》表面上是亦是一件岁旦讨彩之作，但其却蕴涵了更多更为深层的含义。馆藏《岁朝图》（图1）纵1337.5px，横720px；外框纵875px，横21625px。重390克，画面微残，有污迹，锦带残，无别子。1987年由北京市文物局拨交给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2000年12月31日由北京市文物局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在这件“岁朝图”中，乾隆以细劲且略显生硬稚拙的线条勾勒了六种静物形象（图2）：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是一件附有如意足底座的托盘，托盘内盛有柏枝。在托盘的左侧刻画的依次是佛座莲和柿子。在托盘的后面是一件长长的如意横于画面，将画面的梅枝和兰叶进行了有效而巧妙地隔离，凸显画面都空间感与立体感。画中全部的物象均是先用浓墨细线勾勒底稿，再辅以淡墨皴染的手法表现物象的肌理和层次。作者在画心的右上角以行楷的笔法题写了一首五言六韵诗（图3）：“西望瑶池近，群迎王母临。欢同万方养，春始九重深。屏缀延年篆，笙调太蔟音。九華蘭作燄，百宝雾成阴。入画元朝庆，征诗吉字吟。瑞霙飘喜气，天意即人心。甲戌新正，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下钤盖“乾”、“隆”二字朱文联珠印，在画心的左下角还钤有一枚“笔花春雨”白文印。画面虽未落乾隆的名款，但钤盖的两方印章的真实性，以及乾隆一贯的沉稳用笔、成熟的行书面貌，已然表明这是一幅乾隆亲绘的御笔作品。由画面题款中的“甲戌新正”可知，此画作于1754年的新年伊始。而结合“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落款，及题画诗的内容，可知此作乃乾隆为侍其生母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图4）宴而作，以绘“岁朝图”的方式以示庆祝。由此可知，此图虽为“岁朝”，实乃为慈闱祝釐所用。画面中托盘内所盛柏枝及观音莲（长生草）等物将画中的祝寿之意强化得已十分鲜明，《群芳谱》中本就有松以千年柏以万年的说法，而且，乾隆母亲的生日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所以，对柏枝等物象的图绘，其意义已超越了“岁朝”本身。查阅史料获知，作品中乾隆皇帝的题画诗见于《钦定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室》卷，书中明确指出此诗乃乾隆十九年（1754年）御制新春重华宫侍皇太后宴诗。其内容为“西望瑶池近，群迎王母临。欢同万方养，春始九重深。屏缀延年篆，笙调太簇音。六鳌蘭作燄，百宝雾成阴。入画元朝庆（每写岁朝图称庆），征诗吉字吟。瑞霙飘喜气，天意即人心（是日微雪）。”诗中将写作地点（重华宫）和当日气候（微雪）都进行了详细交代。将《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的“御制新春重华宫侍皇太后宴诗”与《岁朝图》上的题画诗加以详细比较后不难发现，后者仅将前者中的“六鳌蘭作燄”改为了“九華蘭作燄”，其余字句完全相同、毫厘不差。由此可以肯定，馆藏《岁朝图》上的题画诗就是乾隆在重华宫侍皇太后宴时所作诗文。那么，馆藏《岁朝图》的绘制地点即可确定是在重华宫。

三、重华宫内，孝母思妻 

此图绘于1754年，此时的乾隆早已不住在重华宫。查《清实录》可知，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748），与乾隆感情最深的皇后富察氏崩逝，谥孝贤皇后。此后，重华宫便按照乾隆与孝贤皇后富察氏一起居住的房间原貌进行布置，房间陈设着他未登基时用过的各种生活物品，以及康熙、雍正两位皇帝赏赐的各种礼物，可见他对那个美好时代的缅怀之情。1783年，73岁高龄的乾隆在《重华宫记》中写道：“……现在重华宫陈设大柜一对，乃孝贤皇后嘉礼时妆奁。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时常用服物”。正因重华宫陈设有皇祖康熙、皇考雍正、孝贤皇后富察氏诸人遗物，有着乾隆与母亲诸多共同的回忆，此间成为乾隆侍圣母皇太后宴常用之所。正如乾隆在《重华宫记》中所言：“少而居之，长而习之，四十余年之政，皆由是而出……盖宿学之所安，旧剑（指孝贤皇后富察氏）不能忘也，是以四十八年以来，元旦除夕，无不于此少坐。”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的感情，在乾隆皇帝对其的册谥颁示中得以反映。《清实录》载“乾隆十三年，乙巳。以册谥孝贤皇后……方资俪照之辉。佐内治于椒庭。芳型遽邈。表徽音于瑶牒。茂典宜昭。皇后富察氏。庆毓仙源。瑞钟月极。贞仁夙赋。秉礼教于勋门。淑慎性成……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今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眷惟孝行。圣慈之悼惜方深。缅厥贤声。宫壸之悲思曷已。夫典隆议谥。即朕意不得而私。而德足称名。实众心之所共协。”而乾隆母亲崇庆慈宣皇太后对孝贤皇后也是赞赏有加，深得圣母皇太后喜爱。《清实录》载：“（孝贤皇后）上奉圣母崇庆慈宣皇太后。敬体欢心。深蒙慈爱。萱帏愉色。非徒视膳之文。兰殿和风。允洽承颜之喜。二十二年之内。敬顺无违。一十三载以来。温恭合度。统六宫而敷化。” 自孝贤皇后富察氏崩逝后，乾隆每年奉圣母皇太后之命幸重华宫侍宴，当与二人对孝贤皇后共同的缅怀不无关系。

《清实录》载：“乾隆十三年，乙亥，（上）奉皇太后幸静怡轩。侍宴又幸重华宫。侍宴奉皇太后还宫。”；“乾隆十四年，壬子，上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乾隆十五年，庚午，皇太后圣寿节。（上）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乾隆十五年，丁未。上奉皇太后至定太妃宫，祝九十寿。还重华宫侍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后圣寿。值冬至次日。（上）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乾隆十六年，丙午，上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乾隆十七年，丙寅。上奉皇太后御重华宫侍宴。”；“乾隆十九年，庚子。皇太后圣寿节。奉皇太后幸静怡轩、重华宫。侍宴。”

由《清实录》的记载可知，自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崩逝后，乾隆几乎每年都奉圣母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尤其在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一年内三次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一方面可见，圣母皇太后与乾隆皇帝对孝贤皇后的肯定与缅怀，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圣母皇太后与乾隆皇帝之间的母子深情。因此，乾隆皇帝在重华宫绘制这幅《岁朝图》并题写那首五言六韵诗，以作“恭侍圣母皇太后宴用申庆祝”之用，于其本人来说可谓用心良苦、用意颇深。上文提及，乾隆为了讨个“福寿长春”的吉利，会亲往长春书屋作画。如此对诸事认真之人，于重华宫绘此《岁朝图》应该不会是随意之举。　

四、千般思虑，皆缘“祝釐”

2012年底，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启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笔者作为一名文物保管员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由于普查工作要对每件藏品进行详细的“身份”认证（包括图像的采集，文档的建设等）。有机会对这件乾隆御笔《岁朝图》的诸多细节进行重新查看。这次查看，让笔者进一步相信这件作品绝非乾隆所绘一般意义上的《岁朝图》。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作品的用纸，纸面不太洁白光滑，有草状的长纤维，纸纹略宽，符合宋代写经纸的基本特征。加之纸面上清晰可辨认出蓝色字迹，经过透光辨认，可以肯定为雕版印刷的经文（图5）。根据乾隆皇帝创作时在选择纸张上的一贯做法，这件《岁朝图》使用古代的写经纸也不足为奇。在乾隆现存的作品中，有大量使用前代旧纸的现象存在。如《临三希文翰》卷使用宋笺，自题：“内府三王真迹，清暇临摹屡矣。清和雨后，景气怡畅，宋笺古润惬意……”；《行书大宝箴》卷用宋代明仁殿纸，纸上有“杨瑀造”印。《行书生春二十首》卷用明代花边纸，上有项元汴七方收藏印。另外，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傅东光考证：“在《行书詠侧理纸诗》卷的引首，乾隆帝特意题了‘古香可挹’四字，以示对古纸的神往。”乾隆皇帝不仅喜爱用古纸创作，还常会根据绘画内容或书写内容来选择用纸，以使得纸张与内容更加和谐。如《行书赋得山色湖光共一楼》卷用镜面笺，取波光如镜之意；《行书题消夏图》卷用冰裂纹笺，起消夏避暑之效；《行书西番莲赋》卷用花鸟纹笺、《行书万泉庄记》卷用山水纹笺；《行书心经并题》册则以小菩提叶制笺书写，以示“波罗妙谛”……用纸与内容可谓相得益彰。因此，这幅《岁朝图》所用写经纸推测可能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祈寿经文上揭裱下来的命纸。其目的也是为了与作品“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之内容相呼应。种种迹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馆藏《岁朝图》使用古代的写经用纸，是乾隆皇帝精心挑选的祈寿经文命纸，其用意就是寄托了乾隆对于母亲长寿安康的祈望，同时表达自己对母后的感恩之情。

对于乾隆的“岁朝图”题材绘画而言，重复创作多本的情况屡见不鲜。每年至少一到两件的创作数量，大同小异的描绘对象和构图似乎让人们觉得这类题材无足轻重。但倘若我们将绘画的内容、题画诗结合起来，就会发现画面本身难以捕捉到史实与真相。馆藏的这幅《岁朝图》画面的物象的符号价值更重于其形象。画面的题画诗虽然与平常祝福圣母万寿的诗文并无二致，但若从历史还原的视角去推想，将它置于绘制的地点——重华宫的环境中加以综合考量，馆藏的这件《岁朝图》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涵义，如此，不仅能够看到乾隆皇帝的审美趣味，还可重现其身为人子、人夫崇尚的道德内涵。

如今，这幅《岁朝图》归藏于万寿寺内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乃明清两朝皇家祝寿之地所在，也是此画的创作者乾隆皇帝为其母举办六十、七十、八十圣寿的祝釐之所。修建于明代万历五年（1577）的万寿寺，在乾隆一朝因圣母皇太后的寿诞庆典得到皇家三度大规模修葺、扩建，子感母恩、母子情深在此地彰显至了极致。也许历史总是那样惊人的巧合，万寿寺因“谓嘉名符祝釐之义”，所以乾隆皇帝择此地为其母行庆典之所。而这件馆藏乾隆御笔《岁朝图》，也因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庆寿所绘，故因缘际会地归藏在了万寿寺内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历史总是这样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

据史料载，乾隆爱画“岁朝图”，每年至少绘制一二幅，从未间断。因所绘内容简单，流传的伪作亦不少。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岁朝图》经查证可确认为御笔无疑，可作辨伪之参照。该作品（图1）纵1337.5px，横720px；外框纵875px，横21625px，2000年北京市文物局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该作品以略生硬的线条勾勒出托盘、柏枝、长生草、柿子、如意、梅枝、兰叶等静物形象。以行楷笔法在画面右上角题写了一首五言六韵诗：“西望瑶池近，群迎王母临。欢同万方养，春始九重深。屏缀延年篆，笙调太蔟音。九華蘭作燄，百宝雾成阴。入画元朝庆，征诗吉字吟。瑞霙飘喜气，天意即人心。甲戌新正，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下钤盖“乾”、“隆”二字朱文联珠印，及一枚“笔花春雨”白文印。画面虽无乾隆名款，但钤印及乾隆的书法面貌，已然表明这是一幅御笔作品。由画面题款中的“甲戌新正”可推知，此画作于1754年的新年伊始。而结合“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落款，及题画诗的内容，可知此作乃乾隆为侍其生母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宴而作。画面上的那首五言六韵题画诗在《钦定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室》卷有记载，并明确指出此诗乃乾隆十九年（1754年）御制新春重华宫侍皇太后宴诗。这件《岁朝图》也可确定是在重华宫所绘。查《清实录》可知，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748），与乾隆感情最深的皇后富察氏崩逝后，重华宫便按照乾隆与孝贤皇后富察氏一起居住时的原貌加以布置。而且乾隆几乎每年都奉圣母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尤其在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一年内三次奉皇太后幸重华宫侍宴。1783年，73岁高龄的乾隆在《重华宫记》中 “……盖宿学之所安，旧剑（指孝贤皇后富察氏）不能忘也，是以四十八年以来，元旦除夕，无不于此少坐。”证实了这一事实。

另外，细心的观众可看到这件作品的纸面上可清晰辨认出蓝色字迹，应为雕版印刷的经文。根据乾隆皇帝创作时在选择纸张上的一贯做法，这件《岁朝图》使用古代的写经纸也不足为奇。乾隆皇帝不仅喜爱用古纸创作，还常会根据绘画内容或书写内容来选择用纸，以使得纸张与内容更加和谐。这幅《岁朝图》用纸或许会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祈寿经文中某部揭裱下来的命纸。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与“恭侍圣母皇太后宴，敬成六韵并写岁朝图用申庆祝”之内容相呼应。种种迹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岁朝图》是乾隆皇帝精心挑选的祈寿经文命纸，并亲手绘制而成，它不仅反映了乾隆皇帝绘画的真实水平和审美趣味，还透视出乾隆皇帝崇尚的道德内涵。